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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待决定（第1页）

潘雪竹坐在藤椅上打毛线。尽管她一再停下来数针数，可是仍旧不断出错。她索性停了下来，毛线团从膝上滚到了地下，也无心去捡。

通向外屋的门虽然关拢了，却还能听到丈夫司徒文川那不时扬起来的声音。可以想见此刻他的身姿面容激动地站起来，往烟碟里捻着烟蒂；眉心的“川”字抖动着，去汇聚灵魂中的全部耐性，好继续那万分吃力的“突击教学”工作

潘雪竹瞥了一眼小衣柜上的帆形闹钟，九点一刻。啊，那么说，已经快整整三个钟头了

窗外是静美的秋夜。林荫道上，殷红的枫叶在悄悄飘落；蓝绡般的天空中，闪着十字光芒的寒星真像瑰丽的钻石。楼下是哪一家，正在放唱片，是莫扎特的弦乐小夜曲，优雅柔美的旋律从那家窗隙飘出，又从潘雪竹家的窗缝渗入。按说，这是个多么幸福的夜晚。打倒“”两年了，和暖的政治春风，吹去了人们心头多少阴霾，在这样的时刻，难道还有人痛苦而忧郁

是的，此刻的潘雪竹，心上仿佛压着一块无形的石头，她长长地叹出一口气来，修长的眉毛郁闷地耸动着。

她和丈夫司徒文川，同在某个科研单位工作。司徒文川从事着一项国际上兴起不久的边缘科学。她在情报组负责译摘法文资料。上个月，根据国家有关部门的决定，要派出一个去欧美的科学技术考察团，根据需要，有关部门请他们单位派一位熟悉某种边缘科学的科研人员参加。司徒文川恰好是所内对这门边缘科学最有研究的人。他从1961年大学毕业以来，就在老前辈夏教授支持下苦攻这个新兴的学科。1968年初春，夏教授在、“”迫害下，惨死于“牛棚”中，临终时，以“资产阶级的孝子贤孙、修正主义黑苗”的罪名也被打入“牛棚”的司徒文川，单膝跪在夏教授弥留的木板床前，含泪聆听了夏教授最后的教诲“你要坚持搞下去因为中国需要这门科学”司徒文川泪如泉涌，把嘴唇贴到夏教授耳朵上，发誓说“只要我活着，我就搞到底”他说到做到，从1968年夏天军管会进驻，到1976年10月以前，尽管形势起伏不定，道路坎坷不平，他硬是含辛茹苦，咬着牙把研究工作持续了下来。现在科学的春天已经来到，春意正浓，但檐下、墙角也难免还有未消的冰碴、残雪到此刻为止，所里的决定仍旧是派并不熟悉该门边缘科学的孟成杰参加出国考察；司徒文川从业务上说虽是最为适宜的人选，却只领受“帮助孟成杰熟悉有关业务”的“紧急任务”

这是为什么呢人人心照不宣，却并没有一个人站出来说破。三天前，所里的党委副记麦其远来潘雪竹家，向司徒文川交代任务时，也绝对不提那个众所周知的因素。

老麦是个令人尊重的老干部。他身躯魁梧，花白发丝犹如铜线般坚硬，长方脸上的额纹和颊纹深陷而不细碎，说话带着浓重的河南口音。他出身贫农，解放战争时参加革命，抗美援朝时到过朝鲜，解放后先在物资部门工作，后来才调到科研系统。近十年来，、“”把他整得很苦，他肩窝那儿本有朝鲜战场上留下的枪痕，“”煽起的妖风中，他被残酷批斗，脖子上又增添了新的伤疤。

老麦来到司徒文川和潘雪竹的家，态度和蔼，大方随和。他落座到外屋的沙发上，端起潘雪竹为他沏的珍眉茶，呷了一大口，且不忙交代关于给孟成杰补课的事，先询问司徒文川和潘雪竹生活上有无困难他们的独生女儿小盈是不是已经上到了初二这当然绝不是客套，更不是虚伪。老麦为人的诚恳，在所里是有口皆碑的。

但是，当老麦说到“这回小孟出国，任务不轻；司徒你辛苦点，能不能用几天时间，实在不行搭上晚上，让小孟把你掌握的那套玩意儿，学个不离十”司徒文川和潘雪竹对望了一眼，内心里同时涌出了难言的苦水儿

孟成杰比司徒文川小八岁，他大学没有念完，就赶上了“”，1972年才从劳动锻炼的地点来到这个所；诚然，他是个事业心很强的青年，特别是这两年来，为了追回被、“”夺去的青春，他如醉如痴地扑在自己的研究项目上，好几个姑娘上了他，给他写情，他却无动于衷地塞到兜里几天忘记拆封，终于掏出来时，却又当成草稿纸演算起来司徒文川和潘雪竹对他印象都很好，司徒文川多次公开表示要向小孟同志学习，潘雪竹为向小孟新的法文资料开过好几回夜车。

但是，小孟却并不熟悉司徒文川所攻的这门边缘科学。现在派他出国考察有关这方面的项目，他同司徒文川一样感到苦闷。这不仅打断了他自己正当兴味盎然的研究，而且，行期在即，虽然司徒文川连续三天用了早、中、晚三个单元，竭力地向他进行了灌输，他还是没有把握，不能自信到欧美后能获得准确而深刻的考察成绩，特别是有关专业知识的英文语汇，离达到听、说运用自如的程度，差得实在太远。

潘雪竹持着毛线针的双手动了几下，却终于打不下去。她听见外屋先是“咚”的一声，有人以拳击桌，接着便是拉椅子的声音，然后传来小孟那歌喉般润亮的嗓音“算了我反正掌握不好司徒啊，我今晚上肯定能改变原有的错误决定这回该去考察的，是你，而不是我”

丈夫没有立即回答。也许是在皱眉抽烟。

“我真想冲进他们的会场，向他们大声疾呼不要再形而上学了你们为什么不信任司徒应当让他去、他去、他去”

小孟说完这话以后，一定走拢了窗前，因为听到了他“唰拉”地拉开窗帘的声音。

潘雪竹知道小孟此刻望着窗外什么地方。司徒文川此刻也一定望着那儿。潘雪竹抬起眼睛，她前面的窗户始终就没拉上窗帘，说实在的，她坐在那儿，眺望窗外那引动她感情潮汐的目标，已经不知有多少次了。

那是大约两里地以外的，所里办公大楼四楼会议室的四扇灯光莹然的窗户。已经九点半了，党委扩大会仍在进行。所里大多数的成员，在这个静谧的秋夜，也都关心着这次会议的结果，但是，他们大概都不会像这套单元里的三个人一样，那么迫不及待地想知道，在这次会议上，究竟是麦其远为代表的那种意见取胜，还是以党委记贺真为代表的另一种意见获得更多的拥护

潘雪竹回忆起昨天中午，她同贺真同志的那场谈话。这回事她直到此刻还瞒着司徒文川没有说。

昨天一早，潘雪竹刚走进情报组，大伙就争先恐后地告诉她“贺大姐回所了”倒好像她请求过组内同志，希望他们一知道贺真同志从院里开会回来，就得及时向她报信似的。潘雪竹矜持地朝大家微微一笑，尽可能用无动于衷的语调“唔”了一声，便坐到自己的桌前，开始翻译一篇法文资料。一上午，她装作外出取一样什么东西，到贺真同志办公室门口徘徊了好几次，但光是贺真同志的秘小姚抿紧嘴唇的表情，就可想而知贺真同志该有多忙了，她终于没能鼓起勇气走过去，要求同贺真同志谈谈。最后一次回到情报组，偏又遇上老麦去检查工作，而且恰站在自己空着的桌前，拿起自己仅仅译出了六行的稿纸，在那里皱眉。

潘雪竹紧张而惶惑地回到桌前，老麦不满地望望她，相当耐心地说“怎么一上午，才搞了这么几行呀要珍惜党中央给我们带来的科学春天啊，可不兴翘尾巴呀”

潘雪竹脸涨得通红，紧抿着嘴唇，低头不语

中午下了班，她刚走出楼门，一眼就见贺真同志一个人正匆匆地沿着松墙走向食堂。再莫失去这个机会她紧紧纱巾，小跑过去，还离着一二十米就招手呼唤“贺大姐”

贺真同志停步转身，等着她跑近。贺真同志身材矮小，虽然只有五十四岁，却已经满头银丝。她长得很不好，眼皮有些下垂，下巴显得有点短。但是不知为什么，人们只要同她接触到三个月以上，便会感到她具有一种不平常的魅力，包括她的身姿、面容，都洋溢着一种不好形容的特殊气质。她当年是西南联大物理系的学生，地下党的支部委员。解放前一直在白区做地下工作，解放后直到1966年在一所大学任党委副记。她1976年年底才到这个科研单位来任党委记。从1966年夏天到1976年秋天，她是怎么过来的，所里流传着许多种“口头文学”，比如说当她被亲自点名为“黑帮”揪出来时，人们都以为她会惊惶失措，没想到她镇静得能够细心地从袖口上拈走一根线头，从容地说“她一人说了是不算数的。我只接受党组织的审查。”又比如说1976年清明节以后，有人勒令他们干校的“老学员”刷“欢呼”的标语，她带头在墙上刷出了把“保留党籍”四个字放大半倍的关于同志的标语，“”的爪牙来兴师问罪，她叉腰以待，厉声质问说“决议里有这一条，我们拥护，何罪之有你们恨决议里的这四个字，居心何在”来到潘雪竹他们这个所以后，她很快就获得了所内广大知识分子的难得评价公正、懂行。所以，当潘雪竹在那个秋天的中午追到她身边时，内心里充满了信任和期望，她决心把自己的痛苦和困惑，向这位可信赖的党委记和盘托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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