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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境庐诗草（第2页）

阿嫂笑郎学精灵，阿姊笑侬假惺惺，笑时定要和郎赌，谁不脸红谁算赢。案，手写本惺惺原作至诚，后改。赌写作睹，当系笔误。抄本刻本均无。

做月要做十五月，做春要做四时春，做雨要做连绵雨，做人莫做无情人。案，抄本刻本均无。

见郎消瘦可人怜，劝郎莫贪欢喜缘，花房胡蝶抱花睡，可能安睡到明年。案，手写本可能原作看他，后改，抄本作如何。刻本无。

自剪青丝打作条，送郎亲手将纸包，如果郎心止不住，请看结发不开交。案，送郎亲手抄本刻本均作亲手送郎，请看均作看侬。

人人曾做少年来，记得郎心那一时，今日郎年不翻少，却夸年少好花枝。案，却夸年少抄本作却夸新样。刻本无。

人道风吹花落地，侬要风吹花上枝，亲将黄蜡粘花去，到老终无花落时。案，抄本有，刻本无。

第一香橼第二莲，第三槟榔个个圆，第四芙蓉并枣子，有缘先要得郎怜。案，并刻本作五，有缘先要作送郎都要。抄本无。其后有题记云：

“十五国风妙绝古今，正以妇人女子矢口而成，使学士大夫操笔为之，反不能尔，以人籁易为，天籁难学也。余离家日久，乡音渐忘，辑录此歌谣往往搜索枯肠，半日不成一字，因念彼冈头溪尾，肩挑一担，竟日往复，歌声不歇者，何其才之大也。

钱塘梁应来孝廉作《秋雨庵随笔》，录粤歌十数篇，如月子弯弯照九州等篇皆哀感顽艳，绝妙好词，中有四更鸡啼郎过广一语，可知即为吾乡山歌。然山歌每以方言设喻，或以作韵，苟不谙土俗，即不知其妙，笔之于书殊不易耳。

往在京师，钟遇宾师见语，有土娼名满绒遮，与千总谢某昵好，中秋节至其家，则既有密约，意不在客，因戏谓汝能为歌，吾辈即去不复嬲。遂应声曰：八月十五看月华，月华照见侬两家，（原注，以土音读作纱字第二音，）满绒遮，谢副爷。乃大笑而去。此歌虽阳春二三月不及也。

又有乞儿歌，沿门拍板，为兴宁人所独擅场。仆记一歌曰，一天只有十二时，一时只走两三间，一间只讨一文钱，苍天苍天真可怜。悲壮苍凉，仆破费青蚨百文，并软慰之，故能记也。

仆今创为此体，他日当约陈雁皋钟子华陈再芗温慕柳梁诗五分司辑录，我晓岑最工此体，当奉为总裁，汇录成编，当远在《粤讴》上也。”黄君与晓岑书中有云：

“惟出门愈远，离家愈久，而惓恋故土之意乃愈深。记阁下所作《枌榆碎事序》有云，吾粤人也，搜辑文献，叙述风土，不敢以让人。弟年来亦怀此志。”其欲作《客话献征录》，有记录方言之意，写《山歌》则即搜集歌谣也。此是诗人外的别一面目，不佞对之乃颇感到亲切，盖出于个人的兴趣与倾向，在大众看来或未必以为然耳。我所佩服的是黄公度其人，并不限于诗，因此觉得他的著作都值得注意，应当表章，集外诗该收集，文集该刻布，即《日本杂事诗》亦可依据其定本重印，国内不乏文化研究的机关与学者，责任自有所在，我们外行只能贡献意见，希望一千条中或有一个得中而已。

顺便说到《日本杂事诗》的板本，根据黄君所说，计有下列这几种：

一，同文馆集珍本，光绪五年己卯。

二，香港循环报馆巾箱本，同六年庚辰。

三，日本凤文书局巾箱本，未详。

四，中华印务局本。

五，六，日本东西京书肆本，均未详。

七，梧州自刊本，光绪十一年乙酉木刻。

八，长沙翻本，未详。

九，长沙自刊定本，光绪二十四年戊戌木刻。

以上一二七九各种寒斋均有，又有一种系翻印同文馆本，题字及铅字全是一样，唯每半叶较少一行，又夹行小注排列小异，疑即是中华印务局本。尤年谱称“后上海游艺图书馆等又有活字本”，惜均未能详，黄君似亦不曾见刻，或者是在戊戌作跋后的事乎。香港巾箱本当即是天南遁窟印本。钱年谱在光绪五年项下云：

“夏，先生《日本杂事诗》出版。”小注云，“为京师译署官板，明年王韬以活字板排印于上海，为作序。”据王韬在光绪六年所撰序中云：

“因请于公度，即以余处活字板排印。”又《弢园尺牍续编》卷一与黄公度参赞书中云：

“自念遁迹天南，倏逾二十载，首丘之思，靡日或忘。”时为辛巳，即光绪七年。可知所谓“余处”当在香港，而活字板与集珍亦本是一物，不过译署官板用二号铅字，遁窟本用四号耳。以言本文，则遁窟本似较差，注文多删改处，未免谬妄。自刻本皆木刻，最有价值，乙酉本有自序一篇，戊戌本有新自序及跋各一篇，都是重要的文献。《杂事诗》原本上卷七十三首，下卷八十一首，共百五十四首，今查戊戌定本上卷删二增八，下卷删七增四十七，计共有诗二百首。跋中自己声明道：

“此乃定稿，有续刻者当依此为据，其他皆拉杂摧烧之可也。”至其改订的意思则自序中说得很明白，去年三月中我曾写一篇小文介绍，登在《逸经》上，现在收入文集《风雨谈》中，不复赘。这里还有一件很有意思的事，便是这定本《杂事诗》虽然是“光绪二十四年长沙富文堂重刊”，（此字及书面皆是徐仁铸所写，）其改订的时候却还在八年前，说明这经过的自序系作于“光绪十六年七月”，——与他作《人境庐诗草》自序在一个年头里，这是多么有意义的偶然的事。我们虽然不必像吴雨僧君对于《诗草》自序的那么赞叹，但也觉得这三篇序跋在要给黄君做年谱的人是有益的参考资料。话又说了回来，中国应做的文化研究事业实在太多，都需要切实的资本与才力，关于黄公度的著作之研究亦即其一，但是前途未免茫茫然，因为假如这些事情略为弄得有点头绪，我们外行人也就早可安分守己，不必多白费气力来说这些闲话了。民国二十六年二月四日，在北平。

附记

去年秋天听说有我国驻日本大使馆的职员在席上大言《日本国志》非黄公度所作，乃是姚栋的原著云。日本友人闻之骇怪，来问姚栋其人的事迹，不佞愧无以对。假如所说是姚文栋，那么我略为知道一点，因为我有他的一部《日本地理兵要》，但可以断定他是写不出《日本国志》那样书的。姚书共十卷，题“出使日本随员直隶试用通判姚文栋谨呈”，其内容则十分之九以上系抄译日本的《兵要地理小志》，每节却都注明，这倒还诚实可取。黄书卷首有两广总督张之洞咨总理衙门文，中有云：

“查光绪甲申年贵衙门所刊姚文栋《日本地理兵要》所载兵籍，于陆军但存兵数，海军存舰名而已，视黄志通叙兵制姚略相去奚啻什伯。”末又云：“二书皆有用之作，惟详备精核，则姚不如黄。”此虽是公文，对于二书却实地比较过，所评亦颇有理，可见二者不但不同而且绝异也。绝异之点还有一处，是极重要的，即是作者的态度。姚君在例言中畅论攻取日本的路道，其书作于甲午之十年前，可知其意是在于言用兵，虽然单靠日本的一册《兵要地理小志》未必够用。黄书的意义却是不同的，他只是要知彼，而知己的功用也就会从这里发生出来。原板《日本国志》后有光绪二十二年（甲午后二年）的梁任公后序云：

“中国人寡知日本者也。黄子公度撰《日本国志》，梁启超读之欣怿咏叹黄子，乃今知日本，乃今知日本之所以强，赖黄子也。又懑愤责黄子曰，乃今知中国，乃今知中国之所以弱，在黄子成书十年，久谦让不流通，令中国人寡知日本，不鉴不备，不患不悚，以至今日也。”《人境庐诗草》卷十三哀诗之一《袁爽秋京卿》篇中云：

“马关定约后，公来谒大吏，青梅雨翛翛，煮酒论时事。公言行箧中，携有日本志，此书早流布，直可省岁币。我已外史达，人实高阁置，我笑不任咎，公更发深喟。”钱年谱列其事于光绪二十一年，且引黄君从弟由甫之言曰：

“爽秋谓先生《日本国志》一书可抵银二万万。先生怪问其故，爽秋云，此书稿本送在总署，久束高阁，除余外无人翻阅，甲午之役力劝翁常熟主战者为文廷式张謇二人，此书若早刊布，令二人见之，必不敢轻于言战，二人不言战则战机可免，而偿银二万万可省矣。”梁任公作黄君墓志中云：

“当吾国二十年以前（案墓志作于宣统辛亥）未知日本之可畏，而先生此书（案指《日本国志》）则已言日本维新之功成则且霸，而首先受其冲者为吾中国，及后而先生之言尽验，以是人尤服其先见。”由是观之，黄姚二书薰莸之别显然，不待繁言。还有一层，《日本国志》实与《日本杂事诗》相为表里，其中意见本是一致。《杂事诗》定本序云：

“余所交多旧学家，微言讽刺，咨嗟太息，充溢于吾耳，虽自守居国不非大夫之义，而新旧同异之见时露于诗中。及阅历日深，闻见日拓，颇悉穷变通久之理，乃信其改从西法，革故取新，卓然能自树立，故所作《日本国志》序论往往与诗意相乖背。久而游美洲，见欧人，其政治学术竟与日本无大异，今年日本已开议院矣，进步之速为古今万国所未有，时与彼国穹官硕学言及东事，辄敛手推服无异辞。使事多暇，偶翻旧编，颇悔少作，点窜增损，时有改正，共得诗数十首。”他自己说得很明白，就是我们平凡的读者也能感到，若说《日本国志》非黄公度之作，那么《杂事诗》当然也不是，这恐怕没有人能够来证明吧。本来关于《日本国志》应该专写一篇文章，因为其中学术志二卷礼俗志四卷都是前无古人的著述，至今也还是后无来者，有许多极好意思极大见识，大可供我抄录赞叹，但是目下没有这工夫，所以就在这里附说几句。二月八日再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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