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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药店与当铺

鲁迅在三味书屋的事情，我所知道的是甲午至丙申（一八九四至一八九六）年这一段落，这里所说差不多也是同一时期，不过环境不同而已。前者是在书房里，后者则是伯宜公病中，鲁迅奔走于当铺和药店之间，所以定了这样一个题目。伯宜公生病前后经过三个年头，于丙申年九月初六日去世。他从什么时候病起，很难一句话断定，但略有年月事实可以稽考，因为甲午中国在朝鲜战败，伯宜公在大厅前同人谈论，表示忧虑，我记得很明白，可见那时还未卧病。其次是嫁在东关金家的小姑母于是年十月去世，伯宜公还去吊丧，而且亲自为穿着殓衣，更可知是健康的了。推测起来发病的时候当在冬季，他突然吐血，一般说是肺痈，即是现今所谓肺结核，后来双脚发肿，逐渐胀至肚腹，医生又认为臌胀，在肺痈与臌胀两样治疗之下拖了两年，终于不治。这中间也可以分出个段落来，大抵病初发时一时紧张，后来慢慢安定下来，虽然病势实是有进无退，总还暂时保持一个小康，到了进入丙申末一年，则是情势日益紧迫了。根据这个看法，可以对于三味书屋一节略作补充说明，即是那里所说多是甲午乙未的事，而这里则是以丙申为主，所以两者时期虽有重复，但这样看去又是显有区分了。

在伯宜公生病这个期间，鲁迅的生活是很忙的，一面要上书房，一面要帮家务，看病虽然用不着他，主要是去跑街，随时要离开书房，走六七里路上大街去。家中那时因为章庆在农忙时不能来，另外长期雇用了一个工人，也是章庆介绍来的，名叫潘阿和，有六十岁了吧。这是一个很老实的老百姓，但因为买东西有些不大“在行”，价贵还不打紧，重要的是货色差。因此只好由鲁迅自己出马，买得到好货色了，价格自然不会便宜，因为那时商人欺侮乡下人赚钱，同时恭维少爷老爷，也仍在赚钱，不过手段不同一点罢了。鲁迅上街最轻松的差使是给伯宜公去买水果，大抵是鸭儿梨和苹果，也有“花红”，水果店主日久面熟，便尊称他“小冷市”，这句市语不明白，问伯宜公才知道即是说“少掌柜”。不过差使不能老是那么好，自然也有些不愉快的，上当铺就是其一了。

现在的青年诸君中间，大概已经有许多人不知道这当铺是什么东西的吧，至于曾经进去过的自然更是没有了。据说宋朝以来，寺院里设有“长生质库”，算是惠民的设备之一，平民临时需用钱的，可以拿衣物去当抵押品，借出钱来，偿还时加上利息，过期不还自然就“当没”了，由质库变卖归本。后来这项买卖从和尚转到了资本家的手里，表面上仍说是“惠民”，实际是高利贷的一种了。这且不在话下，单只就它设备来说，也就够吓人了。它虽然也是一种行业，但店面便很特别，照例是一个坚固的墙门，再走过小门，一排高柜台，异乎寻常的高，大抵普通身材的大人站上去，他的眼睛才够得着看见柜台面吧，矮一点的便什么都看不见，只得仰着头把东西往上送去。当铺的伙计当初因为徽州人居多的缘故吧，一律称为朝奉，又是自高自大，依恃主人是地主土豪，来当的又都是穷人，所以显出一副傲慢的神气。用的“当票”也很特殊，票面原印有简单规则，大抵年久磨灭得几乎看不出了，只有店铺字号还可辨别，空白处写所当物品和钱数，又特别使用一种所谓当票字，极不易懂，比平常草书还要难，措词更怪，例如一件羊皮女袄，票上奇字解读出来乃是“羊皮烂光板女袄”，银饰则云低银，却记不起原来文句了。为什么这样说的呢？说它有意偷换，那倒也未必，实在因为怕负责任，说不定在保管时期皮袄霉脱，须要赔偿，预先说是烂光板，这就可以不怕了。只此一节也就可以想见当铺的不正行为，至于利息似是长年百分之十二，期限十八个月，到期付利息，可以改票展期。这在高利贷中间还不算很凶的一种，但那样欺人的气势就已叫人够难受的了。鲁迅家中虽已破落，那时也还有水田二十多亩，不过租谷仅够一年吃食费用，于今加上医疗之费无法筹措，结果自然只好去请教当铺，而这差使恰是落在鲁迅的头上，站在那高柜台下面是什么情形，那是可以想像得来的了。

鲁迅的别一种差使是跑药店。伯宜公的病请过好些“名医”诊治，终于诊断不出是什么病症，但总之是极严重的。家里知道这一点，因此不敢怠慢，找了绍兴城内顶有名的医生来看，经过姚芝仙何廉臣两位大夫精心应付了一年多之后，病人终于死了。我们也不能专怪那医不好病的医生，不过“名医”的应付欺骗的手段总是值得谴责的。鲁迅在《朝花夕拾》第七篇《父亲的病》中间，对于那些主张“医者意也”，说“医生医得病，医不得命”的先生们痛加攻击，很是明白，这里不必再来复述了。那文章里所举出来的珍奇的“药引”，有如“原配蟋蟀一对”啦，“经霜三年的甘蔗”啦，这实在是“卖野人头”，炫奇骗人，一方面也有意为难，叫人家找不到，好像法术书中教人用癞虾蟆油或啄木鸟舌头，缺了不能灵验，便不是他的责任了。水肿即是臌胀，所以服用“败臌皮丸”，这正是巫师的厌胜的方法，鲁迅拿清末的刚毅用“虎神营”去克制洋鬼子相比，这个譬喻虽是有点促狭，可是并非不适合的。他在哪一家药店买的“败臌皮丸”，我已经记不清楚了，不过这大概不是常去的顶有名的震元堂，而是医生所特别指定的，与他有什么关系的一家药店吧。

一〇往南京

伯宜公于丙申（一八九六）年九月去世，鲁迅往南京是在戊戌（一八九八）年闰三月，这中间原是有一年半的光阴，还是住在家里的。但是我于丁酉年初即往杭州，看在狱里的祖父去了，到了鲁迅走后的戊戌年秋天才又回家，所以这一年半的事情我大部分不知道，不能另立一章来细说，只好摘要的来带说一下。

伯宜公没后这几个月里，家里忙于办丧事，鲁迅并没有余暇去买什么书，但是在第二年中却买了不少重要的，便是说与他后来的工作有关的书籍。单据我所记得的来说，石印《阅微草堂笔记》五种，王韬的《淞隐漫录》，都是继承以前买书的系统来的，新的方向有《板桥全集》等。这些普通的书他送到杭州来给我看过，但是在我回家之后，却又看到别的高级的书，不是一般士人书斋里所有的。就所记得的来说，有木刻本《酉阳杂俎》全集，这书在唐代丛书中有节本，大概看了感觉兴趣，所以购求全本的吧。有《古诗源》，《古文苑》，《六朝文絜》，正谊堂本《周濂溪集》，这算是周家文献的关系，张敦颐的《六朝事迹类编》则是仿宋复刻本，最是特别的则是一部二酉堂丛书了。这是武威张澍所刻的辑录的古书，与后来买到的茆泮林的十种古逸书同样的给予鲁迅以巨大的影响。鲁迅立意辑录乡土文献，古代史地文字，完全是二酉堂的一派，古小说则可以说是茆氏的支流了。二酉堂丛书还有一种特色，这便是它的字体，虽然并不完全依照“说文”来复原，写成楷书的篆字，但也写得很正确，因此有点别扭，例如“武”必定用止戈二字合成，他号“介侯”，第二字也必写作从厃从矢。鲁迅刻《会稽郡故书杂集》的时候，多少也用这办法，只可惜印本难得，除图书馆之外无从看得到了。

鲁迅往南京以前的一年间的事情，据他当时的日记里说，（这是我看过记得，那日记早已没有了，）和本家会议本“台门”的事情，曾经受到长辈的无理的欺压。新台门从老台门分出来，本是智仁两房合住，后来智房派下又分为兴立成三小房，仁房分为礼义信，因此一共住有六房人家。鲁迅系是智兴房，由曾祖父苓年公算起，以介孚公作代表。这次会议有些与智兴房的利益不符合的地方，鲁迅说须要请示祖父，不肯签字，叔祖辈的人便声色俱厉的强迫他，这字当然仍旧不签，但给予鲁迅的影响很是不小，至少不见得比避难时期被说是“讨饭”更是轻微吧。还有一件，见于《朝花夕拾》第八篇《琐记》中，便是有本家的叔祖母一面教唆他可以窃取家中的钱物去花用，一面就散布谣言，说他坏话，这使得他决心离开绍兴，跑到外边去。只是这件事情我不大清楚，所以只能提及一下，无从细叙情由了。

鲁迅于戊戌（一八九八）年闰三月过杭州往南京。十七日到达，去的目的是进江南水师学堂，四月中考取了试读生，三个月后正式补了三班，据《朝花夕拾》上所说，每月可得津贴银二两，称曰赡银。水师学堂系用英文教授，所以全部正式需要九年，才得毕业，前后分作三段，初步称曰三班，每三年升一级，由二班以至头班。到了头班，便是老学生老资格，架子很大，对于后辈便是螃蟹式的走路，挡住去路，绝不客气了。学生如此封建气，总办和监督自然更甚，鲁迅自己说过，在那里总觉得不大合适，可是无法形容出来，“现在是发见了大致相近的字眼了，‘乌烟瘴气’，庶几乎其可也。”这乌烟瘴气的具体事实，并不单是中元给溺死的两个学生放焰口施食，或是国文出“咬得菜根则百事可做论”之类，还有些无理性的专制压迫。例如我的旧日记里所有的，一云驾驶堂学生陈保康因文中有老师一字，意存讽刺，挂牌革除，又云驾驶堂吴生扣发赡银，并截止其春间所加给银一两，以穿响鞋故，响鞋者上海新出红皮底圆头鞋，行走时吱吱有声，故名。这两件虽然都是方硕辅当总办时的事，距戊戌已有三年，但此种空气大概是一向已有的了。鲁迅离开水师学堂，便入陆师，不过并不是正式陆军学生，实在乃是矿路学堂，附设在陆师学堂里边，所以总办也由陆师的来兼任。不知道为什么缘故，陆师学堂的总办与水师学堂的一样的是候补道，却总要强得多。当初陆师总办是钱德培，据说是绍兴“钱店官”出身，却是懂得德文，那时办陆军是用德国式的，请有德国教官，所以他是有用的。后任是俞明震，在候补道中算是新派，与蒯光典并称，鲁迅文中说他坐马车中，手里拿一本《时务报》，所出国文课题自然也是“华盛顿论”而不再是论管仲或汉高祖了。矿路学堂的功课重在开矿，以铁路为辅，虽然画铁轨断面图觉得麻烦，但自然科学一部分初次接触到，实在是非常新鲜的。金石学（矿物学）有江南制造局的《金石识别》可用，地学（地质学）却是用的抄本，大概是《地学浅说》刻本不容易得的缘故吧，鲁迅发挥了他旧日影写画谱的本领，非常精密的照样写了一部，我在学堂时曾翻读一遍，对于外行人也给了不少好处。三年间的关于开矿筑路的讲义，又加上第三年中往句容青龙山煤矿去考察一趟，给予鲁迅的利益实在不小，不过这不是技术上的事情，乃是基本的自然科学知识，外加一点“天演论”，造成他唯物思想的基础。

鲁迅在矿路学堂十足的读了三年书，至辛丑（一九〇一）年末毕业，次年二月同了三个同学往日本留学，想起来该是前四名吧。这三年中我恰巧是在家里，到末一年的八月，才往南京进水师学堂，所以我所亲身闻见的事只是末了的五个月，因此所能清楚叙述的也就不多了。

一一东京与仙台

鲁迅等人由江南督练公所派往日本留学，原来目的当然是继续学开矿去的吧，可是那时官场办事前后不接头，学生出去之后就全不管了。留学生到了外国，第一要赶学语文，同时还得学习普通科学知识，因为那时还是科举时代，去留学的人们中间尽有些秀才，做得上好的八股文或策论，至于别的“西学”，全未问津，须得从头搞起，像鲁迅他们在学堂里学过几年的人乃是例外，实际上很是吃亏，因为他们不能单独补习外国语，也得跟着上班，听讲已经学过了的功课。鲁迅在日本头两年便是在东京弘文学院里，那是普通科，期限二年，毕业后可以升考各专门学校，或是要进国立大学，还得另入高等学校三年，即是大学预科。但是留学生中极少去求学问的人，目的大抵只在仕进，觉得专门学校前后五年，未免太长了，想要有什么速成的办法，于是市上应了需要就出现了许多速成班，期限一年两年，也有只是六个月的，用翻译上课，来的人很多，这末一来就把留学界搞得稀糟了。一般留学生又觉得五年的期间很短，一会儿就要回去，如果剪了头发，一时不能留得起来，所以仍多留着辫发，只把它盘起来，用制帽盖住。有些特别是速成班的先生们，像道士似的梳上一个髻，从帽顶上突出来，样子很怪，大家给它浑名云“富士山”，而且有的还从帽沿下拖下好些发缕来，更是难看。鲁迅当初也是留发的，但是他把“顶搭”留得很小，不多的辫发盘在帽子里，不露出什么痕迹。及至看见了这些“富士山”的情形，着实生气，这时从庚子以后养成的民族革命思想也结了实，所以他决心剪去了头发，从新照了一张脱帽的照相，寄给我看，查旧日记是癸卯（一九〇三）年二月间的事。

鲁迅在弘文学院的两年，平稳无事的过去了，只有一次闹退学，乃是全体的事情，不久也就解决。鲁迅普通科毕业后，考进了仙台的医学专门学校。他学医的动机在《朝花夕拾》中自己说过，完全是因为父亲病中受了“名医”的欺骗，立志要学好医术，好治病救人。本来在千叶和金泽地方，也都设立有医学专门学校，但是他却特地去挑选了远在日本东北的仙台医专，这也是有理由的。因为他在东京看厌了那些“富士山”们，不愿意和他们为伍，只有仙台医专因为比千叶金泽路远天冷，还没有留学生入学，这是他看中了那里的唯一理由。他在那里住了两年，刚刚把医学校的前期功课即是基础学问搞完的时候，又呈请退学，回到东京来了。

鲁迅最初在东京的两年，以及在仙台的两年，这四年期间我都在南京，所以他的事情我直接知道的很少，除了他写信告知的那一点，而那些并不都记入日记里，所以所存的也不多了。但是关于在仙台的这一段落，幸而他在《朝花夕拾》里写有一篇《藤野先生》，对于他离开仙台的事情有所说明，我们这里也就以此为依据。鲁迅学医的目的本是为谋国人身体的健康，其往仙台的原因则是讨厌在东京的留学生，可是到了仙台，也仍多有不愉快的事情。虽然教员中间有藤野先生的人，热心照顾，但也引起了同学的妒忌，有检查讲义和写匿名信的事。最重要的是在看日俄战争的影片，有给俄军打听消息的中国人，被日军查获处刑，周围还站着好些中国人在那里呆看。这给予了他一个多么大的刺激！那影片里的人，被杀的和看杀人的有着很健康的身体，可是这有什么用呢？只有一个好身体，如果缺少了什么，还是不行。他想到这里，觉得他以前学医的志愿是错了。应该走什么救国的路才对，那是第二个问题，第一个问题则是学医无用，这样就够使他决定了离开仙台的医校了。

鲁迅从仙台退学，长与医学告辞了，可是对于藤野先生的好意却总是不能忘记，不但在他书房里一直挂着背后题有“惜别”二字的照片，而且还在十多年后写了一篇纪念文章，收在《朝花夕拾》里边。一九三五年日本岩波文库中要出《鲁迅选集》的时候，问他选什么文章好，回答说一切随意，但希望能把《藤野先生》选录进去。据说鲁迅的意思是，希望借此可以打听到藤野先生的一点消息。可是没有能够达到这个希望，直到鲁迅没后，才得知藤野那时还是健在，在他的故乡福井县乡下开着诊疗所，给附近的贫穷老百姓服务。鲁迅的同班生小林茂雄（现在已是医学博士了）写信告诉了他鲁迅的事情，他的回信里有这么一节话：“我在少年时代，曾从来到酒井藩校的野坂先生，请教汉文，感觉尊敬中国的圣贤之外，对于那边的人也非看重不可。……不问周君是何等样的人，在那时前后，外国的留学生恰巧只是周君一人。因此给帮忙找公寓，下至说话的规则，也尽微力加以协肋，这是事实。忠君孝亲这是本国的特产品也未可知，但是受了邻邦儒教的刺激感化，也似非浅鲜，因此对于道德的先进国表示敬意，并不是对于周君个别的人特别的加以照顾。”照这信看来，藤野先生乃是古道可风的人，自然决不会泄漏试题，而且在小林博士那里又保留着一九〇五年春季升级考试的分数单，列有鲁迅的各项分数，照录于下：—

解剖五十九分三

组识七十二分七

生理六十三分三

伦理八十三分

德文六十分

物理六十分

化学六十分

平均为六十五分五，一百四十二人中间列第六十八名。仙台的同学们疑心鲁迅解剖学特别考得好，看到了这分数单，不禁要惭愧了吧。

一二再是东京

鲁迅从仙台回到东京，在公寓里住了些时候，夏天回家去结了婚。那时适值我也得着了江南督练公所的官费，派往日本留学，所以先回家一走，随即同了他经上海到东京去。自一九〇六至一九〇九年这四年间，因为我和鲁迅一直在一起，他的事情多少能够知道，不过说起来也实在不多，因为年代隔得久了，是其一，其次是他过的全是潜伏生活，没有什么活动可记；虽然这是在作后年文艺活动的准备，意义也很是重大的。

鲁迅最初志愿学医，治病救人，使国人都具有健全的身体，后来看得光是身体健全没有用，便进一步的想要去医治国人的精神，如果这话说得有点唯心的气味，那末也可以说是指我们现在所说的“思想”吧。这回他的方法是利用文艺，主要是翻译介绍外国的现代作品，来唤醒中国人民，去争取独立与自由。他决定不再正式的进学校了，只是一心学习外国文，有一个时期曾往“独逸语学协会”所设立的德文学校去听讲，可是平常多是自修，搜购德文的新旧书报，在公寓里靠了字典自己阅读。本来在东京也有专卖德文的书店，名叫南江堂，丸善书店里也有德文一部分，不过那些哲学及医学的书专供大学一部分师生之用，德国古典文学又不是他所需要的，所以新书方面现成的买得不多，说也奇怪，他学了德文，却并不买歌德的著作，只有四本海涅的集子。他的德文实在只是“敲门砖”，拿了这个去敲开了求自由的各民族的文学的门，这在五四运动之后称为“弱小民族的文学”，在当时还没有这个名称，内容却是一致的。具体的说来，这是匈牙利，芬兰，波兰，保加利亚，波希米亚（德文也称捷克），塞尔维亚，新希腊，都是在殖民主义下挣扎着的民族，俄国虽是独立强国，因为人民正在力争自由，发动革命，所以成为重点，预备着力介绍。就只可惜材料很是难得，因为这些作品的英译本非常稀少，只有德文还有，在瑞克阑姆小文库中有不少种，可惜东京书店觉得没有销路吧，不把它批发来，鲁迅只好一本本的开了账，托相识的书商向丸善书店定购，等待两三个月之后由欧洲远远的寄来。他又常去看旧书摊，买来德文文学旧杂志，看出版消息，以便从事搜求。有一次在摊上用一角钱买得一册瑞克阑姆文库小本，他非常高兴，像是得着了什么宝贝似的，这乃是匈牙利爱国诗人裴多菲所作唯一的小说《绞吏的绳索》，钉书的铁丝锈烂了，书页已散，他却一直很是宝贵。他又得到日本山田美妙所译的，菲律宾革命家列札尔（后被西班牙军所杀害）的一本小说，原名似是“社会的疮”，也很珍重，想找英译来对照翻译，可是终于未能成功。

鲁迅的文艺运动的计划是在于发刊杂志，这杂志的名称在从中国回东京之前早已定好了，乃是沿用但丁的名作“新生”，上面并写拉丁文的名字。这本是同人杂志，预定写稿的人除我们自己之外，只有许寿裳袁文薮二人。袁在东京和鲁迅谈得很好，约定自己往英国读书，一到就写文章寄来，鲁迅对他期望最大，可是实际上去后连信札也没有，不必说稿件了。剩下来的只有三个人，固然凑稿也还可以，重要的却是想不出印刷费用来，一般官费留学生只能领到一年四百元的钱，进公立专门的才拿到四百五十元，因此在朋友中间筹款是不可能的事，何况朋友也就只有这三个呢？看来这《新生》的实现是一时无望的了，鲁迅却也并不怎么失望，还是悠然的作他准备的工作，逛书店，收集书报，在公寓里灯下来阅读。鲁迅那时的生活不能说是怎么紧张，他往德文学校去的时候也很少，他的用功的地方是公寓的一间小房里。早上起来得很迟，连普通一合牛乳都不吃，只抽了几枝纸烟，不久就吃公寓的午饭，下午如没有客人来，（有些同乡的亡命客，也是每日空闲的。）便出外去看书，到了晚上乃是吸烟用功的时间，总要过了半夜才睡。不过在这中间，曾经奋发过两次，虽是期间不长，于他的工作都有很大的帮助。其一是在一九〇七年夏季，同了许寿裳陶冶公等六个人去从玛利亚孔特（亡命的俄国妇女）学习俄文，可是不到半年就散了，因为每人六元的学费实在有点压手。用过的俄文读本至今保留着，鲁迅的一册放在“故居”，上边有他添注的汉字。其二是在一九〇八年约同几个人，到民报社去听章太炎先生讲文字学，其时章先生给留学生举办“国学讲习会”，借用大成中学的讲堂，开讲《说文》，这回是特别请他在星期日上午单给少数的人另开一班。《说文解字》已经讲完，民报社被封，章先生搬了家，这特别班也就无形解散了，时间大概也只是半年多吧，可是这对于鲁迅却有很大的影响。鲁迅对于国学本来是有根柢的，他爱楚辞和温李的诗，六朝的文，现在加上文字学的知识，从根本上认识了汉文，使他眼界大开，其用处与发见了外国文学相似，至于促进爱重祖国文化的力量，那又是别一种作用了。

在这两年中间无意的又发生了两件事，差不多使得他的《新生》运动变相的得到了实现的机会。一九〇八年春间，许寿裳找了一所房子，预备租住，只是费用太大，非约几个人合租不可，于是来拉鲁迅，结果是五人共住，就称为“伍舍”。官费本来有限，这么一来自然更是拮据了，有一个时候鲁迅甚至给人校对印刷稿，增加一点收入。可巧在这时候有我在南京认识的一个友人，名叫孙竹丹，是做革命运动的，忽然来访问我们，说河南留学生办杂志，缺人写稿，叫我们帮忙，总编辑是刘申叔，也是大家知道的。我们于是都来动手，鲁迅写得最多，除未登完的《裴彖飞诗论》外，大抵都已收录在文集《坟》的里边。许寿裳成绩顶差，我记得他只写了一篇，题目似是“兴国精神之史耀”，而且还不曾写完。鲁迅的文章中间顶重要的是那一篇《摩罗诗力说》，这题目用白话来说，便是“恶魔派诗人的精神”，因为恶魔的文字不古，所以换用未经梁武帝改写的“摩罗”。英文原是“撒但派”，乃是英国正宗诗人骂拜伦雪莱等人的话，这里把它扩大了，主要的目的还是介绍别国的革命文人，凡是反抗权威，争取自由的文学便都包括在“摩罗诗力”的里边了。时间虽是迟了两年，发表的地方虽是不同，实在可以这样的说，鲁迅本来想要在《新生》上说的话，现在都已在《河南》上发表出来了。

第二件事是编印《域外小说集》，这也是特别有意思，因为这两小册子差不多即是《新生》的文艺部分，只是时间迟了，可能选择得比较好些，至少文字的古雅总是比听过文字学以前要更进一步了！虽然这部小说集销路不好，但总之是起了一个头，刊行《新生》的志愿也部分的得以达到了，可以说鲁迅的文艺活动第一段已经完成，以后再经几年潜伏与准备，等候五四以后再开始来作第二段的活动了。正如《河南》上写文章是不意的由于孙竹丹的介绍一样，译印《域外小说集》也是不意的由于一个朋友的帮助。这人叫蒋抑卮，原是秀才，家里开着绸缎庄，又是银行家，可是人很开通，他来东京医病，寄住在我们和许寿裳的寓里，听了鲁迅介绍外国文艺的话，大为赞成，愿意借钱印行。结果是借了他一百五十元，印了初集一千册，二集五百册，但是因为收不回本钱来印第三集，于是只好中止。同时许寿裳回杭州去，在浙江两级师范学堂做教员，不久也介绍鲁迅前去，这大概是一九〇九年秋天的事情吧。

我写这篇文章，唯一的目的是报告事实。如果事实有不符，那就是原则上有错误，根本的失了存在的价值了。只可惜事隔多年，记忆不能很确，而亲友中又已少有能够指出我的遗漏或讹误的人，这是我所有的唯一的悲哀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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